現代國家與政府制度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不言而喻。但我們不應將國家視為一種外在於經濟體或公民社會的一個自主政治主體；相反地，國家應當是緊密鑲嵌在更廣大的社會形構。緣此，我們不但必須研究國家，更要「將國家放到學術研究的適當位置」(putting states in its place)𦵑。
然而，國家(state)概念及定義是如此多元分歧且含混不定，以致於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界否定並遺棄國家概念，轉而研究政府、政治系統與政治行為(Mitchell, 1991: 77; Easton, 1981: 321)。由於多元主義(pluralism)與政治系統理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當道，國家角色被化約為眾多利益團體角逐影響力的場域，或被視為黑盒子(black box)。直到一九八○年代出現新國家中心論(neo-statism)，學界重新認知到國家的重要性，而採取國家中心論的研究途徑，並將國家視為自變項。上述不重視國家的態勢才被扭轉過來，但往往被批評矯枉過正，過份強調國家角色，此種將國家視為自變項的方法，可能使國家在學術研究上脫離於廣泛社會整體之外，本書即強烈批評這類的研究途徑。
反觀歐洲，探究國家的傳統未曾稍歇。戰後更隨著凱因斯主義的盛行，國家角色不斷擴大等現象的刺激，各方重燃國家研究的興趣。其中，馬克思主義可謂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馬克思與恩格斯、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皆對國家的批判分析有重大貢獻。然而，這樣一個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卻也意味馬克思主義陣營裡對國家本質沒有一致的看法𦲂。
一、國家理論與國家自主性
國家理論關心國家自主性、國家角色、國家與社會關係、政治與經濟關係(如經濟決定論、化約論)等議題，不同取徑圍繞這些議題相互爭辯。當然，這些問題顯是相連的，國家自主性的問題不可能與國家社會關係分離，也不能不釐清對於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看法。然而，許多文獻從此角度切入檢討，我也就不免俗地從自主性角度切入。
如果以國家自主性為分類標準，則各類國家理論大致可以放在一道以「絕對自主性」及「完全無自主性、無自身意志」為兩端的光譜上來觀察。上述一九八○年代興起的新國家中心論𦿞便是站在絕對自主性的一端；該途徑有幾個關於國家的主張：(1)國家機關有自身意志與利益、有自我決定力量、有自身運作邏輯與生命；(2)可以將國家視為因果關係的自變項；(3)國家與社會之間互不相屬(mutually exclusive)、且它們的界線清晰可辨；也因此主張：(4)我們可以將國家與社會分開研究。但這個取徑常被批評只片面強調國家的決定與自主力量，並低估國家面臨的限制。此外，在統合主義或政策網絡這類難以純然歸類為國家或社會的案例中，更是難以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Jessop, 2001a: 4-6; 1990b: 50-52)。
至於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有些主張國家無自主性、無自身意志，有些則主張相對自主性。前者通常稱為工具論(instrumentalism)，這個途徑通常將國家視為一種可被階級操縱與奪取的工具，馬克思與列寧的宣傳性質作品中也曾出現，更晚近的代表人物為米利班(Miliband)。米利班認為由於國家被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階級支配，因此國家是資產階級支配社會其他階級的工具，且負責促進資本階級利益(Hay, 2006: 71-72)。由於米利班將研究焦點置於控制國家的菁英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將國家角色化約為控制國家者的行為，因而是著重行動者(agent)及意志的取徑(Hay, 2006: 72-73)，因此儘管批判多元主義論點卻難以超越多元主義架構(Gold et al., 1975: 34)；此外，既然以經驗主義及個案方式做研究，得出的結論當然能以其他例子來否證(Barrow, 1993: 49)。
主張國家有相對自主性者被稱為結構論(structuralist)漗，最具代表性者便是普蘭查斯(Poulantzas)。普蘭查斯早期的國家理論著作認為行動者為客觀結構的承載者(所以在結構框架中，行動者能發揮的空間不大)，國家便是這類結構，其形式與功能很大程度決定於客觀社會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社會功能需求，而非由身處國家職位的人或資本階級決定(何況資本階級或特殊資本之間是否有意識地團結，根本是個問題)；他的分析起點在於社會的階級結構(Golden et al., 1975: 36)，以此論證國家為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在資本家並未直接掌握政府職位的情形下，國家仍然促進生產，因為國家在結構上根本地不利於非資本階級，從來不是中立的工具(Barrow, 1993: 69)。此外，他認為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裡國家有維持社會凝聚，進而維持正當性，從而須調解階級矛盾並表現中立；另外，國家為了有利於一般資本，須採取行動對抗特殊資本，因此，國家便需要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自主性為相對的𧄉(Block, 1977: 34; Golden et al., 1975: 38)。
這些是較為常見的理論立場，然而，作者傑索普的看法為何？大體而言，傑索普認為國家是否具有自主性是有待經驗探究的「結果」或「待解釋事物」(explicandum)，而不是一種理論主張(Jessop, 1982: 227; Marsh, 2002: 162)；而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國家，上述的國家取徑可以再簡單分類為「實體」(entity)觀點(無論是工具或主體)與「社會關係」觀點。前者顯然過於簡化，明顯粉飾國家機關內的諸多事實，並簡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兩者過度區隔)，前述的新國家中心論與工具論都犯了這類毛病；至於「國家管理人行使權力」的觀點，在作者看來，同樣也是圖一時方便的說法茽(本書第一章第參節第一小節)。如果我們以「社會關係」觀點界定國家，而不做任何本質主義式的界定(Kelly, 1999)，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理論上便更為彈性開放、也能符合變遷不居的現實。這是普蘭查斯晚期採取的觀點，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本書作者傑索普採用的觀點。
將國家視為一種社會關係，這意味國家權力反映出各股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比(balance of social forces)；對普蘭查斯而言，國家之所以是資本主義國家及一般資本長期利益的護衛者，是因為它反映過去鬥爭的結果，並且也限制各股意欲在國家平台上追求利益的社會力量的能力，此謂「結構性選擇」(structural selectivity) (Marsh, 2002: 161)。然而，儘管他嘗試跳脫經濟決定論，但普蘭查斯仍然保留有「經濟關係最終有決定性」的基調，而「最終」究竟是何時、會不會到來，卻是無法驗證的；此外，普蘭查斯仍特別偏重階級關係、結構層面與物質層面等(Marsh, 2002: 161)。
總之，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仍然多半受到經濟決定論的影響，若非服務於階級利益、否則便是服務於資本利益。
處於全球化時代裡，談論國家角色的文獻在市面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超全球主義論者宣稱民族國家終將終結，未來將出現全球公民社會與市場至上的局面；懷疑論者則宣稱全球化被誇大，反而認為現在全球的貿易來往密切程度還比一次大戰之前倒退，因此國家並未受到影響。此兩種最先出現而立場極端的論證已招致不少批評。此外，轉型論認為全球化是個過程而不是最終狀態，某些人則認為是全球化的「論述／理念」扮演重要角色、所有的「打造競爭力、開放政策」其實是在回應全球化論述。事實上，作者在本書也處理到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議題。
本書最主要的關注對象為戰後實行凱因斯福利主義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作者稱之為凱因斯式福利國民國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並討論這些國家歷經一九七○年代以來接踵而來的危機，以及隨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挑戰後，產生怎樣的衝擊轉變、各國如何因應。作者分別從經濟政策、社會政策與福利、層級重整(rescaling)以及協調與治理模式的角度來說明這些轉變。
在作者的觀點裡，國家負有維持社會凝聚力的功能、也是最具有政治正當性的層級；這種功能與角色是否在全球化時代中削減或弱化了？全球化時代是否不需要這些國家功能？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認為儘管國民國家受到全球化影響，但國家並非萎縮消逝，而是重構。全球化影響到的是與「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相關的功能，而非所有的功能，特別是政治功能，例如，我們到現在還未曾見到有哪一個國際組織可以取代國民國家而具有決策正當性；此外，國家在新的趨勢中獲得新角色與任務及權力(例如決定何種權力要上交、下放、外移，層級間接合，爭取國際組織中的議題等)，如此，作者主張其實國家重構的過程是國家性質與角色的轉變、而非消亡。但這樣的陳述也不表示國家沒有受到影響；我們最好是描述為國家的某些面向受到影響，特別是與凱因斯式國民國家相關的面向──然而它只是國家的其中一種類型而已，而不是全部(參見本書第五章第捌節)。整本書說明了這些轉變後，作者下結論，目前「熊彼得式工作福利後國家體制」正在取代「凱因斯式福利國民國家」。
這是我首次獨自翻譯整本書並為這本書撰寫導讀，過程十分艱鉅，因為這本書跨越領域甚廣(作者在書中說明本書是「打破學科領域的」)。翻譯完後，原先以為就此可以鬆了一口氣，心想只剩下校稿一事。但是，出版社希望寫一篇四頁類似「書鼻子：十分鐘掌握全書」的文章，由於初稿字數頗多，後來總編鼓勵我擴充成具學術規格的「譯者導讀」，再加上台大社研所博士班學長萬毓澤督促並指引我寫作方向，於是我尋找並閱讀相關文章，終於達成目標。我心血來潮，把寫好的導讀譯成英文寄給本書作者看，請作者評論，傑索普教授十分熱心地幫我修改部分用詞，又寄給兩篇他未發表過的文章要我補充導讀某些地方。我便依照他的意見修改後再寄給他，後來他又修改甚多，目前所見完稿便是依照他修改過的文章、以及萬毓澤學長的意見來修改我原先寫好的「譯者導讀」。
倘若這篇導讀有半分勾勒出本書作者在國家理論的位置，其實要歸功於萬毓澤學長與本書作者傑索普教授細心且熱心地教導、以及出版社的鼓勵；反之，倘若這篇導讀未能傳達出作者的學術地位，那要歸於我的資質愚魯。
譯者 梁書寧
註釋：
𦵑：引號裡的文字是引用傑索普《國家理論》(State Theory)一書的副標題：〈將資本主義國家放到學術研究的適當位置〉(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Jessop, 1990a)，意味著我們應該循著廣大政治系統與社會形構的脈絡來探索國家。
𦲂：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持有不同立場其實可歸因於馬克思著作對國家的不同定義。例如傑索普便指出，關於國家角色，馬克思或古典馬克思主義僅只留下一系列分散而無系統的陳述，因此並不存在著單一種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而且也不可能)。而從這些著作中可梳理出六種取徑：(1)國家於經濟生產中並未扮演重要角色、且是寄生的體制；(2)國家僅是反映出財產關係及其經濟鬥爭結果的附帶現象(或上層建築)；(3)國家是維持社會凝聚力的要素；(4)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5)國家是一套制度集合體；(6)國家是一種對於階級鬥爭有特殊影響的政治支配體系。此外，尚有理想的集體資本家角色(Jessop, 1990a: 25-29)。
𦿞：新國家中心論代表人物有：克雷斯納(S. Krasner)、諾林格(E. Nordlinger)、史考茨柏(T. Skocpol)、曼(M. Mann)、梯利(C. Tilly)等人。此外，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社會學者布洛克(Fred Block)，在國家自主性的立場被認為近於新國家中心論，他認為控制國家的是「國家管理人」，亦即國家並非直接由資本家支配，他將國家定位為資本的管理者。
漗：無論是米利班或是普蘭查斯均並未支持諸如工具論或結構論如此極端簡化的立場(而且兩位在晚期都發展出較為辯證的途徑)，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主要的爭辯焦點是在於方法論而非國家理論本身；工具論或結構論的立場毋寧是反映出他們理論的結果。
𧄉：布洛克說法：「國家絕對自主性概念是非馬克思主義的(un-Marxist)、謬誤的，因此，普蘭查斯的自主性顯然是相對的」(Block, 1977: 34)。普蘭查斯的主張遭到幾種批評，主要是太抽象，沒有解釋國家服務一般資本利益的機制，具強烈的功能主義論調；最後，工具論與結構論均認為國家服務於資本利益，布洛克認為結構論充其量是「思慮縝密」的工具論翻版；也因此布洛克要否定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了，改將重點放在根植於自利性質的企業信心上。
茽：試想在政策失當時，國家管理人往往推託為不可抗力之影響來逃避責任，而較不像政策成功時得意洋洋地邀功。由此可見這當然是圖一時方便的說法(Jessop, 2002: 4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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