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鉅著。它集結了作者十餘年來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幸運的話，本書可能為比較政府學帶來一場革命。
Iain McLean,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本書將會是一個里程碑。它集作者十年來所做研究之大成，他本人也透過這些研究使比較政府學改觀。儘管本書的分析精密，其內容仍相當容易理解。預計在未來十年內，本書必定成為政治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Fritz W. Scharpf, Director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Cologne
「否決者理論」是過去十到十五年來，比較政治學中最重要的新興理論。作者針對立法過程簡練地提出了一套簡單但精確的概念。這些概念及其基本意涵以令人振奮且深刻的方式，連結了政體、政黨體系、聯邦制!與政策結果（彼此的關係）。否決者理論已經、而且會持續改變我們對於「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理解。
Barry Am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否決者論》是一本傑出的著作。它很可能被認為對政治制度研究提出前譫性的貢獻。它將適用於美國以及世界上其他願意自行尊重本身制度的國家，書中涵蓋許多不同的制度，本書的論述有力簡約，而且範圍相當廣泛。
Kaare St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因為碩士班時修讀了林繼文老師開設的「實證政治理論」與「博弈理論」這兩門課，使得我對於理性選擇理論在政治學的應用產生了興趣。後來在林老師的推薦下，我有幸能夠在碩士班課程即將結束時，著手翻譯這本由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切貝理思(Tsebelis)所撰寫的《否決者論》(Veto Players)。也許是因緣際會，在我負笈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就讀博士班的第一年時，剛好切貝理思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轉赴鄰近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任教，所以我也得以通勤至鄰近的密西根大學，旁聽他以否決者理論為出發點所開設的「比較制度分析」。這門課除了讓我更理解否決理論的精髓之外，也令我在翻譯本書時更為得心應手。
《否決者論》(Tsebelis 2002)主要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是理論介紹，為本書的精華部分。作者用兩章的篇幅介紹了個體否決者(如總統)和集體否決者(如國會)的差異，並指出集體否決者實際上可以被化約成由一位個體否決者所代表，所以研究者依然可以用否決者理論預測政策產出的可能位置。這兩章動用了一些幾何學上的證明，對某些讀者來說可能有點不太適應。不過如果讀者對於唐斯(Downs 1957)的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y)以及充斥在選舉行為文獻中的空間投票理論(spatial voting theory)有所瞭解的話，對於理解這兩章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如果讀者對於這類採用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進行分析的做法感到陌生，只須掌握以下這項關鍵：否決者會選擇一個最靠近他的理想點的方案來取代現狀，然而當否決者的理想點是現狀、或是相當靠近現狀時，則現狀便不易改變，使得現行的政策有較高的穩定性。相反地，如果大部分的否決者對於現狀感到不滿，則現狀會輕易地被其他方案取代，政策穩定性也就較低，而且其中新、舊政策之間的差距，取決於否決者對於現狀的偏愛程度，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立場差異。
第二部分則是將否決者理論用來分析不同的制度，是本書最為精彩的地方。尤其在第三章與第四章，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如何用否決者理論，改寫傳統政治學對於政體所作的分類，並重新詮釋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下，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則是用否決者理論分析立法行為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跨國差異，作者證明否決者的數目和意識型態距離，確實會在這兩個政策領域造成影響，並呈現了跨國性的差異。最後一部份則是討論否決者對於整個政治體系所造成的系統性影響，包括否決者間的意識型態距離如何影響政府穩定度，以及歐洲聯盟架構下否決者的設計如何影響各個機關的互動及其法案產出。
不誇張地說，《否決者論》是比較政治學中的一個里程碑，或者我們至少可以從本書看到比較政治學的新方向(Elgie 2005)。早期的比較政治研究，僅注重制度如何為不同國家所採用、這些制度又分別造成什麼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針對政體類型與政黨體系所做的研究，例如、杜瓦傑(Duverger)、薩托利(Sartori) 、林茲(Linz)、以及李帕特(Lijphart)等人，皆是以針對這些主題所作的研究而為人所熟知。除了針對總統制卅內閣制、兩黨制卅多黨制進行比較之外，後來的學者則開始注意這些較為宏觀的政治體系之下，其他政治制度（例如公民投票、聯邦制、兩院制）在不同國家間的實施情況，以及這些制度所造成的政策影響與政治後果。而《否決者論》則是將上述研究向前推進一步，亦即希望透過否決者理論，統整許多圍繞在不同主題的政治學研究。
切貝理思這麼作的原因有其理論與經驗上的必要性。就理論層次來說，比較政治學研究充斥著許多理論，但是這些理論之間缺乏充分的對話。正如本書緒論所指出，當政治學家把國家分為「總統制卅內閣制」、「兩黨制卅多黨制」等類型之後，我們並無法區分某種政治後果，究竟是這些類型中的哪一種分類所造成、還是它們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例如一般認為在總統制下，因為總統有可能和國會的多數黨分屬不同陣營，因而產生不易推動政策的僵局(gridlock)，但是同樣地在多黨制的內閣制國家中，少數政府的政策可能無法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政黨之間也可能因為意識型態差距過大而無法組閣(例如比利時在二○○七年所發生的組閣危機)，因而也導致無法推行政策所產生的僵局。就經驗的層次來說，當每個國家實際上都呈現獨特的類型組合時，受限於樣本數目過小的緣故，也就無法針對每個類型及其組合對於決策過程所造成的影響，進行有效的跨國比較分析。因此，否決者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來理解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該理論主張政治體系的分野，在於如何提供政治行動者在政策時的否決權，其中又以否決者的數目以及它們的行動順序為核心。亦即，當改變現狀（制訂新政策）需要否決者的同意時，那麼當否決者的數目越多、或者他們之間的意識型態距離差異很大時，就越不容易改變現狀，同時使得政策穩定性越高，或者就算現狀可以改變，幅度也不會太大。另一方面，決策時的行動順序也在一群否決者之間創造了議題設定者(Agenda setter)，這位議題設定者可以視其他否決者的偏好，進而提出一個對自己有利且為其他否決者所接受的方案。
事實上，否決者理論的內容早就為人所熟知，在本書問世之前，許多政治學家也都注意到否決權對在決策時的影響(如Krehbiel 1998, Cameron 2000)，但是這些論述都未成體系，多半是針對單一的政治現象或是國家而來，而且主要是以美國為研究個案，所以切貝理思的貢獻在於系統性地將否決者理論應用至政治學的各個主題，並將其延伸至比較政治學的領域。從在一九九五年發表一篇從否決者理論觀點探討傳統對於政體分類有所不足的文章開始(Tsebelis 1995)，切貝理思陸續擴大否決者理論的適用範圍，尤其是否決者在立法、決策時的角色和影響(本書謝詞中有完整交代本書的緣起)。值得一提的是，切貝理思對於歐洲聯盟決策所提出來的否決者研究架構，由於清楚明瞭且對於體系龐雜的歐洲聯盟機構運作有極佳的解釋力，已經寫入專門探討歐洲聯盟機構運作的教科書之中(Hix 2005)，並為後續研究者不斷參照與引用(Jupille 2004, Steunenberg and Selck 2006)，甚至除了在比較政治學的領域之外，否決者理論也開始為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用來分析區域經貿協定的簽署(Mansfield, Milner and Pevehouse 2007)，可見其影響力之廣泛。
國內學者林繼文(2006)認為，否決者理論是一種「減法」的理論，它將複雜的政治現象視為是不同數目的否決者按照不同制度規則所互動而來的結果。就這個角度來看，否決者理論一方面統整了許多比較政治理論，例如將總統制和內閣制主要差異，視為否決者數目和議題設定者不同所致（本書第三章對此有相當精彩的討論）；另一方面，否決者理論也替許多政治現象提出適當的分析架構，例如當否決者越多時，就越容易產生獨立的官僚和司法體系，因為若非如此，則整個政治體系將不只會陷入僵局，更有可能呈現癱瘓或崩潰的現象（見本書第十章）。此外，否決者理論的優勢在於，它可以找出同一項政策在不同國家所遭遇的否決者結構(亦即否決者數目和決策規則)，再利用否決者理論進行分析(見本書第三部分)。
就學理上來說，否決者理論可以說是「空間模型」在政治學的具體應用。亦即將行為者的立場由一個理想點(ideal point)所代表，並透過幾何學來討論他們彼此如何透過互動與妥協來改變現狀，或者是反過來檢討為何現狀無法改變。此外，否決者理論也有「合作賽局」(cooperative game theory)的影子，尤其是在討論集體否決者決策情況時，就是結盟理論(coalition theory)的一種應用。
然而，在援引合作賽局作為分析基礎的同時，《否決者論》也採納了「非合作賽局」(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中對於議題設定者的討論。正如作者在本書中所提及，合作賽局的研究忽略了制度的因素，亦即它假設了行為者所結盟的契約會自動執行，但是現實政治運作中，行為者之間並不存在有拘束力的契約，加上行動順序有所先後的關係，往往使得先提案者能夠設定議題，使得後續的行動者不得不接受，所以在非合作賽局的研究中，有不少是集中討論制度規範下所產生的議題設定者，會如何對於立法和決策產生影響。本書同樣地也花了許多篇幅討論議題設定者的角色，使得否決者理論和現實的政治運作更為貼近。事實上，從電影〈教父〉中數度出現的經典台詞：「我會提出一個他無法拒絕的提議」，便相當傳神地表達了議題設定者的重要性。
否決者理論當然也有它的侷限。第一，它將否決者的偏好視為外生的變數，也就是它並不討論偏好如何形成與改變，例如不同的選舉制度的改變，勢必會使得處於同一個否決者體系下的否決者偏好有所更動(見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其次，在現實政治中，否決者在某一回合的互動，往往同時包含了在其他回合的政治考量或利益交換，使得研究者不易掌握否決者的實際偏好。不過，這些批評固然有其道理，卻無法減損否決者理論的解釋力，因為一旦給定或確認否決者偏好為何時，便能夠採用否決者理論進行分析，所以關鍵在於如何於經驗的層次上確認否決者的偏好，而不是整個否決者理論出現問題。
否決者理論的第三個侷限是在將它應用在跨國比較時，一般的做法是估計否決者數目及其彼此的意識型態距離，對於政策穩定性所造成影響，亦即驗證當否決者越多、或者否決者之間的立場差距越大時，是否會使得政策穩定性越高。但是如此一來，便會忽略不同政治體系下的否決者結構所規範互動順序與內容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前述的選舉制度)。因此將所有的國家的政治體系一概轉化成由否決者數目和立場所代表，便無法關照到個別國家的細節，使得進行跨國比較時也很可能產生偏誤。這是一個連作者在書中也坦承的缺點。只是，在進行大樣本數的量化研究時，本來都會遇到這種「見林不見樹」的情況，不單單是否決者理論所獨有，更是牽涉到學者對於政治學研究應該偏重個案還是整體趨勢的大辯論(參見King, Verba and Keohane 1994, Brady and Collier 2004, Shapiro, Smith and Masoud 2004, George and Bennett 2005, )。而且退一萬步來說，否決者理論同樣也可以用於個案分析之中，如莫卡薩克(Volcansek 2001) 便以分析義大利憲法法庭在離婚法通過時所扮演的否決者角色(本書第五章討論公投時也以該法律為例子)，所以該理論對於比較政治學的貢獻仍是瑕不掩瑜。
以否決者理論為基礎的研究在台灣政治學界並不多，一方面可能是學界對於這個新興理論還算陌生，另一方面則可能是足以用來分析的資料不夠完整。希望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可以讓台灣學界對於這個理論有更多的認識，並促進更多研究者將它用來分析本土的政治現象。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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